无锡县学旧址 图片由作者提供
明刻本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二六《懵教官爱女不受报，穷庠生助师得令终》插图，桌案后的老者为山东费县教官高愚溪。图片由作者提供
在明清小说中，有一类较为可笑的角色，那就是儒学教官。明代创立了较为完备的官办教育体系，在各级学校中充任教职的就是儒学教官。
《聊斋志异》中有倚仗狐狸附耳传话方能履职的聋教官。《笑林广记》中有生前嗜酒，死后仍与鬼魅夜聚、行令饮酒的展教谕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有诗云“盘中何所有？苜蓿长阑干”，教官以喂马的苜蓿堆满餐盘，其清寒之状跃然纸上。《雪涛谐史》载一教官用一只鸡待20余客，却只见萝卜，其待客之窘传为笑谈。《笑林广记》中有教官见到大象，竟叹道，“祭丁（古代祭祀孔子的国家级礼制）的猪羊有这般肥大便好”。
这些光怪陆离的诙谐记载，勾勒出明清教官群体的面貌，汇成一幅明清教育生态的微缩图景，道尽其俸禄不继、肉食难得的寒酸处境，尽显其清贫窘迫的经济实况，折射其在道德理想与现实压力之间的挣扎。而这些都与他们微薄的收入和尴尬的地位不无关系。
微薄的俸米
明洪武初年在全国府、州、县及卫所广设儒学，教官总数有4200余员。府学设教授、训导；州学设学正、训导；县学设教谕、训导。明朝虽然形式上重教，但并不尊师。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主官为祭酒，仅为从四品，低于地方知府（正四品）。地方儒官品秩更低。最高的地方儒官府学教授仅从九品，其余教官皆未入流。可以说，这与其教书育人、教化风俗的重要作用是极不相称的。与低下的品秩对应的是微薄的俸米（指古代官员俸禄中以米粮形式支发的部分）。府学教授每月俸米5石，“州学正月米二石五斗，县教谕、府州县训导月米二石”（《明史》卷八二《食货志六》）。
明代官俸素称苛薄，尤在于“折色”——官员俸米多折成纸币“大明宝钞”（称“折色俸钞”）发放，比例高达六到八成。随着宝钞急剧贬值，官员实际收入中真正具有价值的，仅剩以糙米形式发放的二到四成“本色米”。
宣德年间孔友谅曾痛陈：“其余大小官自折钞外，月不过米二石，不足食数人”（《明史》卷一六四《孔友谅传》）。明中后期，少数地区虽为教谕、训导月增1石米，也不过杯水车薪。医学、阴阳学这类专门学校的教官不仅品秩低下，且没有俸禄，几乎与差役无异。
明末经济繁荣的江南，长工一年“吃米五石五斗”（《沈氏农书》卷上《运田地法》），底层教官全年俸米勉强够养活四五口人。《聊斋志异》中的聋教官为贴补日用，兜售房中伪器，以致提学使索贿时，说出“八钱者最佳，下官不敢呈进”之语（卷一三《司训》）。《笑林广记》中终日少食肉的教官之子打架输给常年吃肉的县丞之子，教官劝慰儿子等祭丁后领了胙肉，吃饱再战。还有两位教官在祭丁后争抢猪内脏的趣事。这些轶闻诙谐的背后，尽现寒官清苦之状。
折成的白银
明代教官的俸米本就微薄，还要折算成已严重贬值的宝钞，导致其实际收入大幅缩水，生活普遍困窘。随着明代赋役制度改革推进，官俸也逐步折成白银发放，但各地折算标准差别较大，教官们的收入因此呈现极大差异。
在折价较高的地区，1石米可折银1两；折价较低的地区，1石米仅折银5到7钱。万历时期常州府米银折价比是1石米折银1两，府学教授年支本色米60石，折白银60两，而太平府学教授虽同样支米60石，但米银折价比为1石米折银5钱，年俸实得30两——同样品级的官职，俸米折银后的年收入竟相差30两。此外，部分地区（如常熟县学）仍直接发放糙米作为俸禄。
除了不算丰厚的俸米外，明政府也为教官提供一些额外补贴。各级官学面向生员的“会馔”制度也惠及教官，在其正常运行时期，基本可保障教官每日餐食。部分官学还为教官提供官舍居住，并配有力役服务、供给办公物品。随着明代赋役制度改革，这些膳食、劳役等生活补贴逐渐折银发放，成为教官除俸米之外的重要收入来源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。
明代地方儒学的日常运作（包括教学、考试、会馔及祭祀等事务），需由地方政府征调民力。所用人役种类繁多，如负责膳食的膳夫、承担杂役的斋夫、管理仓库的斗级、守夜的灯夫等。地方政府还负责教官到任时的衙署修缮、日用器具购置，以及祭祀香烛、办公纸笔、出行车马与喂马草料等各项开支。赋役改革后，上述多数项目折银发放，但同样因地区而异。万历时期，常熟县学教官每年可领斋夫银24两、雇马银9两、膳夫银5.2两，加起来颇为可观。汉川县教官除俸米外，仅有门子银5两，显得相当寒酸。有些地区还会额外“加薪”，如万历时通州为教官增发租轿银12两，高邮州增发伞夫银5.6两，可谓关怀备至。
有学者认为，明代普通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0.8两。教官的实际收入因任职地点不同而差异极大。万历时期，汉川县学教官年收入26.6两，约合2个普通人的年薪。同品级的无锡县学教官在每月多1石本色米的基础上，各项补贴叠加，年入53两，可抵将近5人年薪。府学教授收入更高。万历时期，常州府学教授正俸加补贴达77两，可抵7人年薪。由此可见，明代教官的实际收入与地方的俸禄结构及财政政策紧密相关。
默许的“常例”
明洪武时期，国子监祭酒宋讷被指控收受监生家属财物。对此，朱元璋竟表示：“此生员父兄之贤也，彰师之善教，儒者至此，以为光荣之万幸。”（《国子监通志》卷四《敕谕》）这表明，明初教官接受生员馈赠并不被视为贪腐，反而被看作对其教学成就的肯定与儒者荣誉的体现。此类赠礼后来逐渐被称作“常例”，成为教官合法收入的组成部分。
常例中最普遍的是“束脩”与“节礼”，即学生出于尊师传统赠送的礼金或礼物。朱元璋允许教官收取束脩，清正廉洁的教官对诸生馈遗，“多寡不较，有无不较”（《无锡县学笔记》卷六《校职》）。但有的教官甚至依赖此项银钱度日，如《醒世姻缘传》中的薛振连着做了三任教官，靠这几年积下的束脩勉强度日。更有甚者，有的教官无须到任，仅凭一纸谕帖，便可获得地方衙门直接从生员廪粮中扣取的常例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的韩赞卿被选到偏远地区做教谕，学吏提到，“旧规但是老爹们来，只在省城住下，写个谕帖来知会我们，开本花名册子送来，秀才廪粮中扣出一个常例，一同送到，一件事就完了”（卷二六《懵教官爱女不受报，穷庠生助师得令终》）。
明代教官品级低、升迁难，多数人终生滞于教职。不少人便生出“反正途穷日暮，不如靠束脩以糊口”的念头，逐渐突破廉洁底线。教官一旦彻底失去操守，常例这一陋规极易演变为公然勒索。
《醒世姻缘传》中的训导单于民，借新生入学之机层层盘剥，索要“堂上的常规”“斋里的旧例”“家人又要小包”“儿子又要梯（体）己”（第二十五回《薛教授山中占籍，狄员外店内联姻》），逼得贫寒生员典田卖地、家破人亡。这种常例实为低俸制度下的畸形产物，严重腐蚀了师道正义。其清浊贪廉，皆系于教官一念之间——遇到《笑赞》中孟黄鼬这般软磨硬泡要束脩的教官，学生也无可奈何。
明代教官收入差距可谓惊人：一边是天启年间南京国子监祭酒，年入超168两，待遇优渥。另一边是大多数地方教官，正俸微薄，维持体面与交际稍显吃力。不过，实际情况却也未必如此——《二刻拍案惊奇》中高愚溪做地方教官两三任即积银四五百两，沛县某王姓训导数年薪俸与常例合计达600两。为保障儒学教官的生活需求，明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折中措施，包括发放生活补助、将常例收入合法化。这一做法是明代官俸构成调整的一种反映，却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：生活补贴可能会加重对百姓的盘剥，默许常例则极易导致教官贪污。
明代儒学教官是位卑俸薄与人性贪廉的显微镜。富者悄然盘剥积银，贫者苦守寒门冷署，其形象，从来不止“穷教书”的单一面孔。
（作者：赵瑶丹，系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）